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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黄明涛副教授接受凤凰网青年频道专访

2017-07-05 08:36  点击:2738次  发布人:院办

近日,我院黄明涛副教授入选凤凰网青年频道发起的青年人物类记录项目“100Points百人计划”并接受专访,全文如下:

 

香港基本法专家黄明涛:香港法律服务是一笔潜在宝藏


文|宁溪

编辑|七月

黄明涛已经想不起20年前香港回归的时候,身为初中生的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身边的大人奔走相告,媒体的欢欣铺天盖地:“香港”作为一个名词,和那里的人一样,对于一名十多岁的内地少年,停留在宽泛而模糊的字面意义。

时间转瞬,20年后,这位内地研究香港澳门基本法的知名年轻学者,通过在港实地的浸入体验、细腻的生活交际,他将“香港”理解到“法”与“人”两个维度上。

粤语、英语、普通话;校园里的大字海报反驳来去——两地青年的同与异,理解与不解的流动博弈,正如中国国旗和紫荆花区旗已经共同在特区上空飘扬了20年一样:同是红底,异是白花金星。同与异——这是特区回归以来带给我们的挑战与惊喜,也是未来面临的压力与更壮盛的共荣契机。

“但凡诚恳地认识过一个地方的历史、一群人的真实情感,都不难做到理解和沟通。”

时值此际,我们和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香港澳门基本法研究专家黄明涛先生,立《基本法》为视角,着眼香港法治精神,一同探讨香港的过去和未来,求索内地与香港的互补优势,青年间求同存异的世代价值。

祝愿两地青年同胞交流沟通愈进一步,友谊长存。

祝愿特区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凤凰青年:您本科是理工背景,为什么硕士阶段却开始转向法学研究?

黄明涛:我其实不喜欢理工科,但高中出于将来好就业的考虑,牺牲了自己对人文社科的兴趣,选择了理科。后来到了武大,听说有师兄理工转法学成功了——这对我来说是个鼓励,就去蹭法学院的课程。但当时已经是大二的下学期了,转专业有点晚,学分转换不划算,就干脆读研的时候再考法学。

凤凰青年:拥有这样一个跨学科、跨文理的背景,您如何理解法学和其他学科的区别。

黄明涛:法学是个规范学科。其他社科,比如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生态、社会结构的变迁,它们首先是描述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发生了什么,寻找背后的原因、合理性。而法学不同,法律是来规范、引领经验社会,所以它会提出某种意义上高于“现实”的要求:比如不允许开车不系安全带,现实中没法保证百分之百的人都这样做,但法律不会屈服于这样非良性的现实,它会去规范、改良。所以我们法律人会说,并非“存在即合理”:很多事情是不合理的,且存在,那就需要借助法律来改变它。

一群人在一起生活,如何才能组织一个社会共同体,合理的来划分利益——法律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凤凰青年:《基本法》也是这样一个来调和两种制度“不同”的一个工具?

黄明涛:是的。《基本法》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法律基础,它本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在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区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香港的法治是令人自豪的,对于这套法律制度而言,《基本法》是根基。在法律术语上说,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贸易、航运、金融,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等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以《基本法》作为依据。它特殊的地方还在于,它是由中国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在规范香港特区的同时,同样也约束内地其他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 比如不能损害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

凤凰青年:基本法在今天成为了一些网络语境下的流行词,甚至还被做成表情包。作为基本法研究的专家,您对这种网络亚文化对此的解构怎么看?

黄明涛:无伤大雅的情况下,拉高了基本法的关注度吧。我们搞过很多正式的普法教育,效果不一定好,网络上大家不过分的玩笑一下,知道的人反而多了。

凤凰青年:在您看来,香港对于内地的互补价值在何处,这种补充是否不可或缺。

黄明涛:毋庸置疑,香港是我们视野内能够给整个中国提供独特参考的视窗。过去是,现在也是。

从文化的角度上说,很多人喜欢把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觉得它们很难在一起生长。 但香港就是个很好的反证,它的文化生活有非常传统的一面:曲艺、民俗、家家都会供奉的民间信仰。它的民间社会也强调、保留了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信念和实力,比如说香港的“东华三院”,最早是一个小中医诊疗亭,后来可以为居民供教育、医疗各种各样的服务。

这种传统华人社会里宗族、民间秩序之内,除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还可以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西方,就是慈善机构。

另一方面,因为历史的原因,它又可以和西方一些很典型的东西很好契合:现代化的公司、商业行为、法律文化...比如一名有英国律师执照的人到香港,经过认证之后,马上就可以接案子。因为法系相同,工作语言都是英文。所以它是一个最好的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同样的制度提供了交易空间,通用的英语降低了成本。因此香港能够让我们看到华人社会的巨大潜力,它把这个两者平和的包容发展。

凤凰青年:从法律的层面来看呢?法律之于香港和香港之于内地,是否有契合联系。

黄明涛:20年前,香港是以法律的方式回归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刚刚改革开放,所以非常希望能够从香港获得帮助:50%以上的外资其实都是港资。香港是一个窗口纽带,你还可以请到全世界各地的人来投资。所以说香港是无可替代的“超级联系人”。自然,国家也给予香港很优惠的政策:现行的制度、法律、政策,都可以基本不变,从而促成和平回归。

今天有的人喜欢说一些在我看来是很可笑的问题。就说,假若当时它不能和平回归,就用武力解决,英国打得赢中国吗?理由是英国当年面对日本人,也没有守住香港。

这都是一些非常无知的意气用词。为什么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全世界是怎么看我们的:经年累月的社会动荡、经济濒临崩溃、残缺的法制......好不容易改革开放来了,我们要重新融入世界,怎么可能会进行武力的对抗。

邓小平先生是很明白的。所以当时中国一定是要留给全世界一个最好的形象:我们愿意融入这个世界,我们愿意尊重规则。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和英国用法律的方式,来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所以说从回归的历史来看,香港就有深深的法律文明的象征。

凤凰青年:香港的法律系统对现今内地的发展有什么借鉴之处吗?

黄明涛:从整体框架而言,内地和香港法律系统隶属不同法系:香港是英美法系,内地具有大陆法系的特色。大陆是指欧洲大陆,因为当年经由日本,受欧陆国家,如法、德的影响更多。

但有很多的细节上的借鉴是可行的,不会伤筋动骨。比如参考香港“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内地的司法改革中的法官遴选委员会也可以有所借鉴,来体现出同行评价,同行名誉。这在某个层面上能激励我们的法律从业者爱惜羽毛,精益求精。

还有,中国现在有走出去战略,面临大量在海外的投资、贸易纠纷、知识产权的问题,就需要建立一个比较高效、信誉度好的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机制。

香港在这一块拥有优良的传统和优势。那么就可以委托香港,借助香港的法律制度、语言、人才的优势的来建这样的仲裁机构。

这是香港很有潜力的一个方面,可以在发展战略上帮到国家很多。

凤凰青年:现阶段,这属于一种构想阶段还是在落实中?

黄明涛:有人在提出这块的建议和落实,但说实话,被大家重视得不多。在国家发展战略当中, 香港被大家更多看到的还是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其实它法律服务的优势拥有非常巨大的潜力,而且应该是拥有长远的良性影响的。

所以香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华人社会,它是值得被保护的。它的独特、不同,带给我们一些挑战,但也正是这种“异”,造就了它巨大的价值。

我们评论现状的时候会讲,中国成了自由贸易的扛旗者,美国成了贸易保护主义,从一种国际刻板印象的视角看,这个很戏剧化。推行自由贸易,就意味着跟全世界和平相处,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大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对“一国两制”的尊重和保护,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正面榜样。能够包容这样一个“open”的地方,说明我们国家是有智慧的,很大气的,有格局感的, 是有诚意,真正是贡献于这个国际社会的。你能够展现这一点,这是很好的软广告,国家软实力提升。这比在时代广场做轮播广告更深入人心。

凤凰青年:对于两地青年存在的隔阂,您有什么观察和建议。

黄明涛:在一个大环境不太顺的时候,人的恶性是会被激发出来的。有人会觉得,你分了我的资源了,你抢了我的奖学金,你学习很差,诸如此类各种。而且青年之间的社交圈强化彼此观点以后,很容易形成固化思维,很难沟通。加之,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时代,言论的成本降低,键盘敲一下就出去,说话很容易不论证、不负责。偏激的人更容易在网络上找到和他一样偏激的人,气味相投,偏激的观点也更容易发酵聚集。这些都是不好的方面。

但我还是始终觉得,但凡诚恳地认识过一个地方的历史、一群人的真实情感,都不难做到理解和沟通。这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所以我希望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让大家不要捂住耳朵各说各话,真正来交流。今年三月,我们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举办了“香港基本法实施20 周年研讨会”,作为具体经办人,我邀请了香港法学界、法律界很多有名望的人士。我发现这些学者、大律师,只要他对内地有所了解,他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很多看法与视角的,就像我理解他一样。

诚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难,也真的不难的地方。

还有一个亲身体会,我去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开研讨会,谈香港的政改。一个单元发言后,港大的一位教授跟我说,他说我今天好高兴,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内地和香港的学者还可以这样平和、深入地讨论问题了。他说我以前参加过这样的会,但当时参会的学者念稿子,也不回答我们的问题,讨论什么都是那几句话,后来觉得特别没意思。没想到今天是个惊喜。

这给我很大的鼓舞,所以后面这几年我有一个计划,想举办在更大范围进行对话的一个研讨会, 能够让内地的学者、实务部门的人士,跟香港法律人、学者,能够进行真正的辩论。我相信这种诚恳的辩论是能够辩出一些东西的,或许我们一开始都是“不同”,但在这个辩论“为什么不同” 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获得很多很精彩的东西,或者得到一些彼此理解的基础。这对于解决问题是有价值的。

 

原文链接:http://wemedia.ifeng.com/21067294/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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