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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良彪:我终于成为“武大郎”了!

2016-11-14 10:11  点击:7736次  发布人:科研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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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末,我有幸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应该说,那是我人生的重大启蒙:让我知道法律原来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让我听到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的神话;让我明了“国家公权力不仅仅可能保护百姓更有可能侵害公民权利所以要加以限制”;让我体会到“程序正义其实比所谓实体正义更为要紧”……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我和同学们挤在停电的教室里,听汪习根老师在蜡烛光里讲授西方法律思想流派时的场景——尤其,那一抹昏黄的烛光,印着汪老师因为智慧而头发珍贵的额头,微微散发出的光芒:那是人性的光芒,那是人文精神的光芒,这种光芒始终温暖地引领着我们前行。——只是,因是在职学习算不得“根正苗红”,我一直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武大郎”。虽然,“红颜知己”们评价我的知识结构、人文情怀、思维模式较之我的大学母校华东政法学院,明显要更偏向于武大风格。

    2011年11月,武汉大学122周年校庆之际,武大法学院举办“2015珞珈法学论坛-全面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阿呆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专题讲演《法律人当具“贵族精神”——司法改革与法律人精神》。同时与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博士、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博士、最高法院明星法官何帆博士等进行论坛对话。——母校的海报中称我为“温和持久的布道者”与“知行合一的维权者”,这是我毕生努力的方向和始终在做着的事情,也是我所追求的“贵族精神”的载体。感恩母校的鼓励,感恩秦前红、肖永平老师等师长的关爱,这种温暖的关注与准确的认同几乎令我感动落泪。

    前些日子,大成的武大校友们提及我十几年前的这些即兴演讲(收录在2007年出版的拙著《我反对!:宪政维度下律师的价值》一书中,有修正),希望发出来做个纪念。——所谓启蒙,无非普及常识。令我欣慰的是,这些理念在十多年前尚显“前卫”,如今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法学界的共识,更希望能够尽快成为全社会的常识。

    所谓“大学精神”的精髓,或许也正在于坚守真理,普及常识,让人性的光芒穿透人为的蒙昧。

 

【关联阅读一】

法治中国:有可能“本土化”么?

【新世纪初叶,武汉大学法学院举行主题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法治建设宏伟蓝图”的首期博士论坛。汪习根(现为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叶必丰(现为浙大法学院教授、博导)等九位在读法学博士及一位社会学博士分别提出应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中考察法治、自然法精神应首先体现于刑事司法领域、社会主义法的移植、加入WTO对我国最大的冲击是对宪法体制的冲击等观点,同时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法理学上的统一性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最后一位博士谈到的是当时极为热门的法治的本土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并与旁听的同学展开辩论,阿呆就中国法治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关法律的移植等问题作即兴点评。】

    城市里谁都知道三楼四楼住着比一楼二楼舒服,那么我们是不是以后做房子都不做一楼二楼而直接建三楼四楼乃至更高的楼层呢?——某种意义上,法治的本土化与现代化或许也象一楼二楼与三楼四楼的关系吧。关于宪政、人权与法治,汪习根博士、叶必丰博士两位教授的见解很值得关注:叶老师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统一性的角度,提出中国法治在现代化过程中遵从世界普适性价值与中国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问题,指出二者理当统一与和谐;汪教授以发展权为人权基点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我本人坚决不能认同这个观点,甚至认为这为公权力以发展之名侵害公民权利提供了错误的理论基础。

一、法治的“现代化”与“被现代化”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被现代化”的历史:中国首先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拉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最终又成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一种自我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始终伴随着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富国强兵的梦想。中国近代以来的秩序和法治问题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并且具有其特点,也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下才可能理解。——在中国,改革就是“变法”,几千年莫不如此。——但,尽管称之为变“法”,而实际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决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仅仅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变“法”的坐标体系中,宪法理念与制度上的支撑至关重要,任何一点制度性的变革也都将引起连锁反应。所以,我要对那位WTO博士的观点做一些“延伸”:加入WTO对中国最大冲击是思想、理念的冲击,在法学领域则最为突出地表现为“人权、宪政”这些理念带给所谓“中国法制”的巨大冲击。

二、“抄袭”的“法治现代化”之路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一种主导的观念是按照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来源之差异,区别出“内发型”与“外发型”这两种现代化模式。长期以来,这一现代化及法律发展的模式分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被频繁地加以引证与运用,以至于成为一种所谓的"霸权话语",或是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逻辑分析架构的预设前提。

    按这一分类,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法制现代化通常被视为一种所谓的"外发型"现代化模式,这种类型的法制变革的历史原因,乃是对外来挑战和刺激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回应。这一思维定式的直接产物便是曾相当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这种"现代化方案"的一个近期表述便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其意旨乃是"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而现代法律体系又只能取自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故这种现代化方案又往往是一个"法律移植"的方案。甚至,中国当下法学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抄袭”的路子:抄台湾,抄日本,抄德国,抄英美......然而,法律的移植无论在观念与规则本身都存在着障碍:

    首先,很长时期以来,我们总将权力与立制衡与资本主义法律思想观等同起来,甚至法学家们也忌讳“法治”这一概念,而通过对静态的“法制”进行扩大解释来替代“法治”这一概念,这显然是通过汉语言文字的模糊性掩盖思想的怯懦。应该说,WTO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对宪法体制的冲击。

    其次,移自西方的现代法制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不适宜中国"本土环境"的现象。对此,常见的作法是把"现代法制"看作是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而把本土情境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境地。

三、法治“被现代化”的内在冲突与尴尬 

    阿呆以为,此种尴尬的产生,乃是将法制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必然结果。苏力教授关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反思近几年来一直倍受学界关注,他运用吉尔茨关于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把这两种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差别;而在知识上,我们是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的。这就启示我们要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化进程中所谓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走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认识误区,提醒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现存模式(实际上也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统一的模式)为理想目标模式。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正在席卷而来的新的全球化浪潮,决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世界大同"的乌托邦,而是使人们更加关注国际社会以及国家内部的社会公正问题,更加认识到国际规则本土化之必要性。因此,国际规则本土化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制度变革在内的法制变革的范式选择。这起码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在移植国际规则和外域法律制度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国情条件;二是充分注意到传统的价值意义,将整合国际规则与弘扬固有文化传统与本土情境相结合。在法院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任何的制度创新,都必须进行合国情性及国情的地域差异性衡量,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

    阿呆非常同意刑法学博士关于追求公平、正义的自然法原则理应首先贯彻于我们的刑事司法领域的观点,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领域。阿呆同时认为这种理念要首先落实在我们司法人员的行动中,有学者表示异议,认为只有整个社会法治意识增强了,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才有可能真正走向法治化,否则,指望在贫瘠的法治土壤上生发出法治文明之花只能是痴人说梦。这当然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坐等法治十分健全了,才要求司法者如何如何,而是希望司法者作为最为直接的实践者能够有这样的自觉性。同时,以学者、媒体、律师等公民私权利代表,通过程序正义的力量予以制衡。

    我们都是法律人,追求法治是我们的理想。我想说的是,我们追求法治,但切不可以为法治就是完美的就是万能的。从人类历史上看,法治是权力选择的结果,又制约着权力。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法律篇》,法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方略不仅为智者思索所认同,更一再被历史证明是最好的。但法治本身亦有其自身的内在缺陷,不正确面对法治之弊,就无法更好地描绘法治的蓝图。

    康德说:这世上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了解,越是对它们充满深深的敬畏----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我非常同意社会学博士要将法治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中云衡量的观点,也深深被他所引用卡夫卡的小说来说明他作为一个法外人对法律的圣殿的向往所感动。我想,我们身为法律人,法律、法治是我们头顶的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我们充满深深的敬畏----这种敬畏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更是一种愿意为之献身的精神。“思想前进一小步,人类前进一大步”,正是我们这样的研讨,正是我们不断地发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声音,才一点一点坚定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前进我们理应成为中国法治的呐喊者与实践者,我们理应为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这份力量是那样的微弱,即使这份努力只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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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西南政法大学演讲(2006)

 

 

【关联阅读二】

网络改变生活,网络改变世界

【2000年3月22日晚,法学院和商学院举行关于网络的博士论坛,邀请黄进(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昌健(文学博士)、黄敏学(经济学博士)三位博士探讨电子商务示范法、网络文学和网络经济。当时正在武大求学,深受感染并作即兴点评。】

    黄进博士面前放着的那台笔记本电脑,让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我由衷地希望今天听到的三位博士的精彩发言,可以通过这台电脑、通过互联网发向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且慢——按照黄进博士的观点,这些信息该不该发,如何发,可是个法律问题。而按昌健博士的说法,网络传递其信息载体不同于传统媒介。黄敏学博士则认为不忙,说不定还可通过网络赚点钱呢,也许这就是网络经济吧。这不禁让我想起那则叫做盲人摸象的寓言——也许网络对于我们来说就象一头大象,也许黄博士抓住了象耳朵,黄教授纠住了象尾巴,而昌博士则抱住了象的一条大腿。我虽然是学法律的,但却和昌博士一样抱住了象的大腿,但因为角度的不同,对这条大腿的认识可大不相同哟。

一、关于网络文学

    昌博士告诉我们说网络文学其实只是文学载体的变化而已,算不得什么的,并未对既有文学秩序造成什么影响。的确,网络文学使文学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但仅仅只是载体的变化么,网络文学所带来的最深刻的东西难道仅仅只是载体的不同么?谬也!

    我认为网络给我们的影响更多的是信息传递和人们交流方式的革命及因此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冲击。所谓文学其实是通过语言文字对人们心灵的影响。网络文学的魅力在于其即时性,在于其开放性、参与性,在于其交流互动性,以及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

    从前一个文学青年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方可跨入文学的大门,现在就不同了——痞子蔡之流的阿猫阿狗们也一家伙就在网络上红红火火起来了——你可以对此根本看不上眼,但这却让网络实实在在地在改变着文学的秩序——网络正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和平”地改变着原有的格局和秩序;我不同意刚才有人提到所谓其实网络文学都是不入流的说法,搞正统文学的人可是不屑为之的。昌博士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什么著名导演叫什么来着(同学应:张忆谋),以张忆谋就从来不拍电视片来论证他的观点。我不知道这样的论据能有什么样的证明效果,我只记得一句话好象是说:今天的经典就是昨日的通俗。或许今天的通俗就是明日的经典。

二、关于网络交流

    我想网络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将它说得非常清楚。但有一件事总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每当我走过武大门口那些网吧,总看见有许多的少男少女置身其中,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他们大都在用一种什么程序来着?(众答:OICQ)我们这么多的少男少女沉迷于网络交流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梦想,而网络的距离感及由此而产生的充分的想象天地也许正给了我们一个成人童话般的寻梦空间吧(共鸣),在这里我们可以寄托自己的梦想,可以营造我们理想中的天地,也可以净化美化许多。如赵本山的小品中所说:生活象锅波菜汤。而网络也许正给平淡而无奈的日子带来更丰富的色彩,给生活原本平淡无奈的波菜汤添少许调味品罢。 

    作为社会性的生物,我们都需要乃至渴望彼此间的交流,而走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交流竟然是那么的不容易,需要遵循那么多的显规则与潜规则,比方说我们在与人交流时要有倾诉的欲望,而在那时又恰好有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同时这样的倾诉虽然往往容易过于感性化而涉及本不愿意的内容却又希望不至因此影响现实的生活。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之中似乎特别困难,而网络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交流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寻到一个让自己心灵放松的场所,找到一片使情感得以渲泄的空间,可以让自己放下日常的“面具”得以暂时从近乎残酷的现实中逃出来透口气。

    网络因此让人痴迷,让人放松亦让人放纵。所以,难免有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甚至酿成一些本不必有的悲剧。

三、关于网络法制----电子商务示范法

    网络给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法律体制在网络时代都没用了,都失效了,一切都得重来了。罗马有句俗语叫"把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每一部门法都有其特定调整对象,电子商务虽然是一门综合性的涉及多学科的东西,但该法(指电子商务示范法)并非一定要弄成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同意将其限于商法范畴。而电子商务归根到底是通过网络等信息传输技术进行信息、资料的交流完成商务行为的方式,从法律角度而言,关键是各方当事人如何对通过网络等传递的信息与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具有法律意义的确认。美国最终所立的,是一部《电子签名法》,即是从法律上规制当事人确认相关信息资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

    网络是什么,它又将带给我们些什么,这都是个发展的概念,应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前面我们提到了盲人摸象的寓言,也许网络就象是那大象,而我们都象是盲人,你们无力看清大象的全部,只是接触其一部分,但正是这种执着,使我们对这头大象会有日益全面清楚的认识;正是这种执着,让我们有了某种“片面的深刻”。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盲人,只要我的一些探索,能让后人更清楚地认识大象。

    当下最要紧的,其实是网络的宪政意义:其一,网络打破信息垄断,使我们得以客观、及时、全面掌握和了解发生在全球的各种资讯,而非被意识形态人为扭曲的信息。其二,网络普及常识,使得许多被刻意“洗脑”歪曲的东西能够还原应有面目。其三,网络汇集民众声音,形成公众意志,从而得以与强大的公共权力相博弈。

   网络改变生活,网络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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